土地拆迁引起的矛盾，农民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和地方政府发生了矛盾，而地方政府又把农民维护自己权利的方式当作影响稳定，于是又从维稳的角度去处理问题，不善于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反映了我们维稳的思路比较片面。　　

结果我们认为除对了自己以外，不欠任何人什麽，只求自己的权利[4]。教宗本笃十六世不认同这错误的理解，他观察到，人类本身以及人的发展都不能光凭自己就能解答我们对终极意义的疑问。

正义就需要给予他人应得的尊重，包括尊重他人的性别，种族，肤色，信仰，权利等，这一切又都以尊重他人生命为核心。

他在拥抱复杂性并承认如下风险：过分关注自身权利和正当性的教会可能更多的是使人受伤，而不是为人疗伤。在被问到为何他看起来对发动文化战争不感兴趣时，他提到了战场。他说，教会是一所战地医院。

第二，作为这个联会的成员，要同情和怜悯弱小者和边缘人士，特别是对最贫困的人，对生活中最困难的人，因为穷人更有权利接受天主的爱，要让他们明白天主深深地爱着他们，所以在生活中，我们的神父特别靠近穷人，让穷人藉着我们聆听到来自天主爱的讯息

我知道我可以把孩子寄托给他人，但是孩子亦有权利获得我的母爱，尽管我没有期盼他的到来。我们是不可以把幼苗连根拔起的。落在垄沟的麦粒需要在那里生长，尽管播种的是一位不可思议而又残酷的人。

在天主教会的结构中，参加这个运动的教友，既需要也有权利得到合宜的牧灵照顾。梵二文献很清楚地把分辨神恩真伪和培育教友运用神恩的责任，归给牧者们；所以，在司铎的神学培育中，神恩神学应有它的地位和价值。

自由就是人选择的权利。被误导的自由做以人自己为中心的偏差的选择；被邀请的自由做出以天主为中心的正确选择。玛利亚在信德中选择承行主旨，她成了天主子耶稣基督的母亲，也在信仰中成为我们每个人的母亲。

我重申我可敬的前任们曾经多次阐述的：教会所做的不是为了拓展其权利或者维护其统治，而是为了把世界的救恩——基督带给所有人。我们所要求的无非是为人类服务，特别是为那些倍受磨难的人和被排斥的人服务。

我当时对于婚姻一点也不感兴趣，我与对象根本没有共同语言，尽管在订婚前我们曾是高中同学，可是订婚的权利在于父母，因为那时我才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