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历史景观中，一方面欧洲迎来了巨大的自然科学大发现和大发明，促进了社会物质的繁荣，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秩序，同时，以意识形态为主体结构的理论体系，开始萌芽、成长并形成主导力量。

此时西方民主思想和制度的萌芽也十分明显，耶稣会士在这方面也卓有贡献，譬如弗朗西斯科·苏阿雷斯（1548-1619）。他是早期耶稣会士中间最杰出的神学家、法学家和政治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