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之后，海外修院从单一的神职圣召培育到接受修女和平信徒的转型值得中国内地十大修院的关注，并借鉴其过往经验，及早做出调整，适应时代和教会的发展需要。

梵二之后，海外修院从单一的神职圣召培育到接受修女和平信徒的转型值得中国内地十大修院的关注，并借鉴其过往经验，及早做出调整，适应时代和教会的发展需要。

当然大家也有热议宗教对话，希望前辈们在该领域的尝试及梵二大公会议以来的宗教对话原则对今日的我们有所启发。

这套铜版画非常宝贵，现除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有一套外，只有世界最有名的图书馆才有，如法国国立图书馆、大英国图书馆、梵帝冈图书馆。

梵二文献中有一段话曾深深的打动了我，“基督未曾取消痛苦，祂甚至也未曾愿意把痛苦之奥秘全部揭示给我们：祂自身承当了痛苦，这已足使我们了解其价值。”

在天主教梵二大公会议之前，于主教已早有真知卓见，率先提倡宗教「融和合作」运动了。

由教堂的分布，以及台湾民众对教会的公信力和神职人员在台湾社会里的正面形象，可以看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台湾教会在梵二以后极其活跃，充满信仰的活力。

在中梵双方历来复杂的外交关系正呈好转时，2009年夏帕罗林被委为教廷大使，受派驻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负起与从来好跟当地天主教神职人员争执的查韦斯周旋的重任。

（建议阅读L.A.75）教会在基督救恩的光照下重新认识婚姻与家庭，梵二大公议《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中（47-52号）特别提倡婚姻与家庭的尊严。

当然，历史无法假设，继利玛窦之后，在中西方持续了300年之久的礼仪之争，不同修会、中梵政教双方的误判，当时人们狭隘的思想观念，不宽容等，带给政教双方和中国社会及中国教会的伤害、损失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