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痛苦，在教会史上有很多的神学家、哲学家他们都全面系统地做过解释，也有许多专著问世，我这里只不过是旧话重提而已。　　确实，痛苦和患难渗透和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个阶段，是难以逃避的事实。

利玛窦在译本的序言中称赞儒家的伦理观念，把“四书”和罗马哲学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论。

据说，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老师苏格拉底去世后，对别人说，他要感谢神，让他出生在苏格拉底时代，能够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能够亲近他，向他学习。

谈到以穷人为优先考量，枢机提到曾出席梵二大公会议的法国天主教哲学家吉东（JeanGuitton）的思想，他指出“大公会议的神长们重新找到了贫穷的圣事，即基督藉著受苦人的形像临在于世”。

施泰因1881年生于一个德国犹太家庭，成为哲学家。后来她被圣女大德肋撒的一生所征服，皈依了天主教，却从未背叛她的犹太教根源。施泰因加入了加尔默罗修会，取名十字架本笃德肋撒修女。

我们能将日常生活这个马槽，转变成一个欢迎的床铺，天主的临在再不是一种抽象的体验，只是保留予神秘主义者、哲学家或神职人员能体会的，而是成为脆弱的肉驱、成为可见和弱小的婴孩，并让所有人体验和看见。

如果现世有尽头的生命是唯一的，那“人生是荒谬的”（存在主义哲学家沙特的悲观论调）。就算生前富豪的人，死亡却要他把一生的积蓄都给一个不劳而获的人接去，“这也是空虚与大不幸”（读经一）。

这些哲学家、文学家、神学家们，能对快乐说出如此感言，想必他们在人生的路途中感受良深，决非是无的放矢的空话！

上世纪的1990年，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了法国哲学家托克维尔洋洋七十万余言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被当代法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雷蒙·阿隆视作十九世纪与孟德斯鸠同样重要的社会学大师。

利玛窦在1601年撰写了一部关于友谊的专著《交友论》，它为明朝士大夫和文人了解西方伟大哲学家思想提供了机会，同时也为耶稣会士和其他来自西方文明的人们与中国的伟大文人对话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