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作为时代的见证者，我们大家曾有幸站在上下千年的门槛（1999/2000），透过传统及现代媒体，一起经历了中国和世界、中国教会和普世教会在这个前所未有的世纪之交的发展变化。

至教区第四任主教苗其秀（1928年）时代，教友达至数万人之多。于是罗马圣部于1932年和1936年先后由潞安教区划出洪洞、绛州两教区。

先兄在这件事上得到启发，深感有必要让明清时代460余位长眠地下的英魂，重新彰显于天下。当时正值“文革”后期，教堂被封，神父们集中劳动。

至教区第四任主教苗其秀（1928年）时代，教友达至数万人之多。于是罗马圣部于1932年和1936年先后由潞安教区划出洪洞、绛州两教区。

教宗对该运动的使命表达了期勉，提供三点反思：创始人后的时代；危机的重要性；以及言行一致、实事求是地活出灵修。普世博爱运动创始人卢嘉勒女士于12年前与世长辞。

（二）在宗徒时代中国就已经有了基督徒吗？认为天主教传入中国江苏是在汉朝。

摒弃这些，就能“以智慧的心一起解读当下”，从而领会“时代的标记”，为未来“作出更好的决策”。奉献生活的灵性之旅这6个修会起源不同，分别创立于16至20世纪。

这也就不难解释2011年美国皮尤调查中心发布的今日全球基督徒分布情况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变化：1910年欧洲基督徒人口曾占全球的66.3%，而一个世纪后，这一数字已经减少到25.9%。

（玛十三43）2.我们行善不要厌倦基督的复活，以永生的「极大希望」在我们的时代种下救恩的种子，使得人在现世也充满了期盼（参阅：本笃十六世《在希望中得救》，3、7）。

不幸的是，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数百万的家庭，因亲历其境而感同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