辅祭的只有一个年轻人。没有读经台，简陋的祭台很小又很低，勉强放得下圣盘圣爵和经书，神父读经时需大弯腰。这让在大堂口呆惯了的我感到惊讶，不可思议。弥撒进行到圣道礼高峰：神父讲道。

在去年的将临期牧函中，我提到有需要为圣职人员、修会会士和平信徒——特别是我们的年轻人——提供知识和灵性上的培育。我们仍然有赖信仰小团体和礼仪，支持我们学习和实践如何成为共议同行的子民。

据说这是告别的圣事，因为年轻人一旦领了这件圣事，他们就会离开教会，等婚配圣事时再回来。人们就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必须确保它是参与的圣事，藉着圣事使人积极参与教会生活。

如何吸引年轻人回应圣召呢？我常常对别人提起一个数据，就是中国教会改革开放之后的圣召曲线图。在这个图中，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圣召人数的线条一直是往上走的，2000年到达高峰，然后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老两口的岁数加起来168岁了，辛辛苦苦为教会服务了18年；今年财务由年轻人接管，老两口仍然坚守教堂看大门。客人们听罢，望着这位红光满面、耳不聋眼不花的可亲老人，都流露出惊异、敬佩的目光。

我说老爸你该交班给年轻人了，他总是笑着说，年轻人时间上不太好定，不过他也自豪的说：“侯主教都说爱国辅祭最心细……”因为老爸觉得属于上主的祭祀大典一定要认真不能有半点儿马虎。

荣格忽然想到：在中世纪经常会有一些年轻人集会，这些年轻人有个特殊的身份就会雇佣兵。这种雇佣兵往往在春天的时候接到聚集的命令，他们从瑞士中部出发，在米兰汇集。

一方面，他要求学生在学习西方科目之前首先了解中国经典著作；另一方面，他也希望促使中国年轻人有更多机会接触西方文化。1876年，因反对法国耶稣会士对中国的嚣张气焰，马相伯愤而离开耶稣会。

这场运动将如何发展，无人能说得准，但我们十分清楚，受过高深教育的年轻人，今天在座的大学毕业生，是我们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未来。在这里，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位全球仰视的领袖的经历。

有些马德里人看到这场景，纷纷表示说：何其有幸看到这些年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