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际组织本身也承认民间社会或地方政府，在推动救助那些经常处在极贫困状况中的人，使他们融入社会中的工作方面，所能发挥的珍贵和优越功能，而这些珍贵和优越的功能又是官方协助难以实现的。

两千年来教会一直站在社会受压迫和弱小者的一边，对人类的痛苦灾难给予人道主义援助。对于不正义之人或事我们教会态度明朗，立场坚定。欧洲的现代文明和民主是在基督文化熏陶和教会的督导之下，才发展达到了今天。

这是虚假的人道主义和实用的物质主义，加上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所造成的严重後果。我们会以为自己就是自己的本源，而且是自己本身、自己的生命和社会的创造者。

法国教士方济各·撒勒爵（FrancisdeSales,1576-1622），作为基督教人道主义的代表，在他的《虔信者生活导论》指出，富人不仅要经常慷慨地施舍财物给穷人，而且要爱穷人和贫穷，

我以为如果大家都能这样做，都明白用什么方法去救助弃婴的话，上帝为我们创造的生活就不会遭到破坏。穷人们是伟大的。他们能教给我们许多美好的习惯。有一天，一些穷人找到我们，向我们表示感谢。

1940年他如此地带着赞赏与激动回忆中国天主教运动的首位主席，虔诚教友若瑟·陆伯鸿，作为每日弥撒的祈祷意向，以在弥撒圣事中共融，“令人如此揪心，在政局中陷入困境的他，正在安排和组织为穷人的救助工作”。

中国佛教尽管宗派漫衍,分歧众多,但其共有的特色就是大乘菩萨道精神———普渡众生,主张用自己的体力、智力和财力去救助弱者,即使有汤火之难,刃毒之害,也要喜济众难,决不退却

百里奚说：“发生天灾是正常的，一个国家在一定时间都会遇到的，救助灾荒、帮助邻国，是为国的道义所在，这个粮食当给。”但是有的大臣主张趁晋国闹饥荒，应出兵去讨伐这个背信弃义的晋国！

毋庸讳言，陆的抗战言论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显的苍白无力，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此时他已经是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发表超出天主教教义教规要求的言论对他而言是不合适的，他只能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上表达自己的见解；另一方面

当我们积极为救助他人的同时，可能忽视了身边的家人与朋友，譬如：常常欠缺忍让，斗嘴生气，怒从心起，不愿谅解和宽恕，甚至还记仇怀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