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这里的教友发展很快，据1950年统计，青村镇有教友近500人，其中水产队渔民居多。文革期间，教堂成了渔民公社。

残酷的现实是“民乐队”只能再当几年“馏米队”就行将退出教会音乐的历史舞台了（在太原农村办丧事都会请来宾吃一种类似于年糕的“馏米”饭）。

1998年在个体建设队工作时，遭受电击打下来，颈椎三、四节骨折，造成终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2012年教友们为了帮助他，赠送给了他一台电脑，他说：这些年来一直是教会和社会善心人士在帮助我和我的家庭。

韩神父上任后，首先健全礼仪组织：读经组、辅祭组、唱经队，使堂区礼仪规范化。义工团的组建是大名堂区的一大亮点，虽然在别的堂区并不稀奇，但在这里确实不容易，它充分体现出教友的奉献精神。

2004年，新联天主堂在原有不足20人的号队的基础上，又组织成立了50名青壮年妇女锣鼓队，后又成立了腰鼓队。

仁会主要是救助穷人，每月有聚会、献仪、专人处理捐款等，所捐款项用于天主教的七项善功。那时，传教士在南京和杭州仿照西洋修女院，各建立了一个贞女会，供那些立誓终身不嫁、侍奉天主的女子修道。

抗战开始时，当时的于斌主教得到教宗庇护十一世的降福，使他能发挥极大的宗教热忱，顺利地在全球开展救助难民的工作，努力完成救国救民大业直至胜利。

教堂租住着一处民房，位于县城东门外的大道上，运货的骡队从这里来来往往。珍妮居住在教堂南面的一个大院里，大院座东朝西，占地百余平方米，里面还雇有一个当地厨子老杨。

1971年，我们迁居乌拉特后旗一个生产队，这个队有500多名社员。爸妈有缝纫技术，队领导要他们为全队的社员缝制衣服挣工分。

我意识到这个人智力有点障碍，而那个蓝眼睛的男人则是他的救助。我强忍着泪与他们一起站在那边。收银小姐问他们需要什么。他说，“小姐，只要咖啡”。因为咖啡是他们惟一能够负担得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