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由1亿5000万增加到2亿5000万。面对这样庞大的人群，少量耶稣会士和其他天主教传教士所能发挥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40]。

[2]在这个背景上，欧洲继续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文明进程，同时，经过反罗马公教会千年教权及其在世俗世界已经结构化和制度化了的伦理秩序或曰道统为外部特征的人文主义思潮（13-16世纪）、理性主义思潮（17世纪

传教方面16至17世纪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学者们认为，第三个千年黎明的标志，不再是宗教迫害，也不是什么神学性的争论和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