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火车的那一刻，我们都很清楚，这不是旅行，也不是远游，更不是去凭吊先辈贤人，因为我们肩上背负着一份派遣时的使命，因为我们知道那里有一群生存在文明年代里的边缘人——麻风病人，在天主的国里他们也是我们的弟兄姊妹

晚上夜宿医院走廊里。白天吃的是百家饭，四处讨要。唯独早晨这一顿饭是固定的，因为这里的老板免费为他提供。不大一会儿，旺旺来了，身上捂得严严实实。头戴一顶帽子，陈旧但没有破损。胡子拉渣。

那声音在山沟里回荡着。虎子回家后，没想到一个和他经常在山道上见面的天主教王神父在他家的窑洞口向他微笑。王神父没有说什么，虎子也没有说什么。

在萨斯卡通红十字医院的病房里，当一个教授想了解贝蒂何以在满地冰雪的绝境里坚持了这么久时，贝蒂说：“是爱，还有这个！”她拿出了她保存下来的一小半截烤肉。“这是人的肉啊！”

为了配合国军与日军作战，赵义堂神父发动教友把堂里的所用之物全搬了出来。军队将指挥器材搬进堂里，天主堂就成了卫部临时作战指挥部。1938年初，八路军邓支队来到了斋堂村，不久宋支队也开进来了。

仿佛她就是故事里那个能救人的善良的圣母玛丽亚。后来，外婆拿了一张大面额的钞票让我塞进一个红色的小箱子里，并要我在心里默念祝爸爸平安。然后她自己也拿了一张塞进去。

老会长不在的消息，是在电话里妈妈告诉我的。当时，我正在外地。手握话筒，一时语塞，半天回不过神来。等到回过神来，放下话筒的时候，心里觉得好堵好堵，说不出的憋闷和难受。

陈义神父，您走了，我傻傻地坐在电脑旁，任泪水无止境地流淌……在那方土地上，留下了您轻盈的脚步；在那间课堂里留下了您亲切的叮咛；在那间陋室里，留下了您深沉的劝勉。

因为九点钟我要赶去北大街附近上课，堂里从昨晚组织24小时明供圣体，我离开了教堂，而芦继续留在堂里朝拜圣体。走出教堂，坐上251路公交车到了钟楼，下了地下盘道准备从北大街方向的出口上去直奔上课的地方。

可是谁又能想到后来的我一周竟然会泡在团体里三到四天，我竟然如此渴望没有课，如此渴望下班、放假，就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现在想想也只能归属于天主上智美妙的安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