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汇公学是耶稣会办的学校，照耶稣会的规矩严格管理，教育认真。那时刚恒毅主教在上海召开第一届中国天主教教务大会，有60多位外国主教，其中有两位中国监牧参加会议。

新普育堂分设为学校、工场、医疗、养老、育幼、残废、疯癫7部，每部约有50张床位，兼顾堂内收容留养和堂外施诊给药两种救济形式。陆伯鸿一改中国传统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实行教养兼施的新型救济。

与此同时，根据灾区特殊需要，进德公益先后向当地藏族灾民、外来打工者和学校师生及藏传男女教职人员提供了数批蔬菜、药品、营养品、洗漱和卫生用品等救援物资。

但是，学校除了天主教神父外，还有新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神职人员，来为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服务。

当然，这种“特权意识”在福传上，也是“富人怜悯穷人”的心态，却不是主耶稣“降生成人”的谦下爱人。同时，这种“特权意识”也常常表现在司祭、修士修女和在基督徒团体中有“官位”的人身上。

1962年按照真福若望二十三世的意愿召开的梵二会议，是为将教会的宗徒和牧民使命清楚地阐明出来，并以福音真理的光辉，引导所有的人寻求和接受基督的爱，这爱超越一切（《信仰的宝库》，宗座宪令）。

教宗也提到英国的几位杰出人物，其中包括即将被册封真福的纽曼枢机主教，他们在信德的感召下，曾为公益作出努力。

就在今天我还致函谷铎，请其转告在辅大神学院颐福园静养的枢机主教，昨天我们终于收到了有关单枢机的CD书稿邮包了。

原来神父们在堂区工作，差不多都是单力车，工作中难免顾此失彼，堂区所有的工作都是由本堂神父一个人来承担负责，这样就影响了一些牧灵和福传工作。

（《通谕》24节）教会在今天的福传真谛也就在这里，就是教会要以爱德的团体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才能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归化力，就是要体现教会内部的互爱互助与对弱势群体的关怀，让爱去说话，让爱去作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