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完善、细致和制度化地管理修院，同时让修院不乏家庭的温馨。制度化的管理和家庭式的方式之间似乎总存在无法调和的矛盾，两者之间的张力总会不断凸显。

2014年初，荷兰朋友VincentHermans(正定教堂惨案当中文致和主教Schraven的外甥孙)来信给我讲了一件事，他在调查正定教堂惨案的过程中，结识了一位曾在中国担任大使的杨乐兰先生（RolandvandenBerg

以和致和乃真福，天主之子名称卓。为义受辱乃真福，天国已在彼掌握。教会遵循圣经的启示强调：由于人是按天主的肖像而受造，故此他只有追寻天主，才可得到真正的幸福；换言之，所有的人都奉召过「真福」的生活。

这也说明了中国艺术品上为什么一定要题字，只有题字以后才能使艺术表现出光辉、细致和一气呵成的美丽特殊性质。”[35]可见西洋人还是有懂书法的。其实，在明代的传教士中也不乏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