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圣经与圣体二者共同维护及滋养我们的超性生命，梵二大公会议也说：“就像因经常参与圣体奥迹，教会的生活得以增长，同样，也由于加倍仰慕‘永远常存’的天主圣言，精神生活必可获得新的鼓舞。”

教会在本质上即带有传教特性，因为按照天主圣父的计划，教会是从圣子及圣神的遣使而发源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件《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这是教会特有的恩宠及使命、她的最深的特征。

当务之急是“要在信德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参阅：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9），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或背景下，众平信徒的神恩为福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邮寄德国主教会议。弗雷·纳尔逊·梅迪纳（FrayNelsonMedina）是哥伦比亚著名的多明我会神父，在社交媒体上开展了广泛的传教活动、陈述他“不会观看奥运会的任何一幕。

本著这信德的精神，枢机团召集选举教宗会议；我们来自不同的经历和路途，把选举新的伯多禄继承人、罗马主教的心愿放在天主的手中。

认识古代教父及历届大公会议的训导也很重要，教会将这些蕴含在教父及大公会议的训导中对圣经的注释深思默想，深信不疑地继承下来。

这就是早期大公会议的工作，大公会议除了得到教父们在神学探讨方面的协助外，也得到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识方面的支持。

他来到博舍的那一天也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之日（1965年12月8日）。后来，在他们的生活感召下，有更多的青年男女加入了这个团体。

后来，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强调文化在传教中的重要性，又回到了这个基本问题上。从那时起，利玛窦开始被视为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化适应”的典范。

堂区的活力需要更新，好让堂区能按照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文献及其后的教会训导，重新发现每位受了洗的信友作为耶稣的门徒及福传者的召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