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近代许多学者,由于研究“天神”、“一神”、“多神”、“泛神”等问题，而将西方的Theos，Deus，God直译为“神”。因而，我们从“一神”的立场，称“天主”为“神”、“至上神”。

教宗这篇讲话非常深湛，既引用西方哲学鼻祖之一，古希腊的亚里斯多德的思想说：“性爱是推动世界的力量”；又引用西方诗圣但丁《神曲》所说的“爱推动着太阳和其它星辰”的话，来注解亚里斯多德的原始思想，进而发挥他的第一道通谕的丰富内涵

问：教宗10日说，西方对神圣事物甚至对神所持的某种轻蔑的态度令其它大洲和其它民族感到吃惊。教宗的这番话也令国际新闻界非常重视……答：我多次注意到教宗谈到其它大洲人民的经验。

教宗的言论尤其是向西方说的…答：确实如此。我们不要忘记教宗是向欧洲说话，教宗很清楚向一类的听众要说什么，而不是向另一类听众。

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并非中国基督教的独有，也是西方神学同样要面对的。由此生长出的神学范式，应该也是对于关系性存在（Covelatedexistence）的确认。

在这基础上，双方可以继续研究各自教会的哪些结构有助於所有东方和西方教会之间的共融。天主教徒和东正教徒把第一个千年的经验视为共同参照点，并对相关的诠释达成了共识。

在当时政治、社会和经济发生剧变的背景下，他的行动也造成了西方教会的分裂与分离。宗教改革进程伴随着权力争夺、暴行和战争，接连不断地引发宗教战争。

尽管许多问题依旧存在，关於第一个千年同道偕行与首席地位的共同省思能够提供可靠的基础，以期识别出当全体东、西方基督徒终於和解时，在教会履行首席权的方式。

它表明,在孟加拉国的圣召上升,这种逆上的趋势,正好对比西方的司铎圣召下降。圣若望小修院院长老楞佐.托波神父说:「以前我们的年轻人去达喀尔的小修院就读,在300公里外。」

他们看到西方,已经在人类理性上建立了当代的特征,即天主在公共事务的非相关性,即「天主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