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尔普里齐奥受到严厉对待，无论严寒酷暑，被迫搬运沉重的货物走很远的路。但是，只要情况许可，他就会来到圣体龛前陪伴耶稣。

他说，那些被迫逃离自己国家的人，「不能像动物那样被拒绝」。多个以语言划分的工作小组讨论了人口迁移的问题。在法语小组的非洲青年就人口迁移为他们的国家所带来的损失作出警告。

德国教会提供的赔偿完全针对那些曾被迫为教会工作的劳工，与“纪念、责任和未来”基金无关。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同一时期发生的一样的事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两种完全相反的态度呢？

一些主教希望大会的总结文件讨论泛滥的物质主义、因战争和失业导致被迫移民的家庭分离、由孤独引致的忧郁和自杀，以及平等权利，特别妇女和儿童的权利。

那些被迫劳动、在别人生病时又得去侍候他们的弱者，其劳累程度便可想而知了，他们有了病就只能听天由命。为了不使病人影响健康人的精神状态，人们把病人和健康人的住宅永远分开。

努恰被迫躺在病床上长达60年。她常对耶稣说：上主，请祢以爱的大能让我歌颂祢的恩宠，将我的哀诉转化为永恒的喜乐：这是一首生命必能战胜死亡的赞歌，也是许多忧伤人灵的希望讯息。

再者，移民的悲剧格外冲击亚马逊青年：他们被迫离开祖国，因为失业、暴力、人口贩运、贩毒、卖淫和剥削，对他们构成与日俱增的威胁。

然而，三个多月前，正当她的团队停留在亚马逊流域的秘鲁大城伊基托斯时，新冠疫情突然爆发，导致团队被迫留在亚马逊的圣荷西宗座代牧区内。瓦尔托尔塔修女便在那里持续关切病毒在亚马逊原住民之间扩散的消息。

1935年进入特劳恩施泰因（Traunstein）的小修道院，二战爆发后于1942年被迫入伍。战争结束后，他同弟弟若瑟于1947年进入慕尼黑的修道院。

他说：“新冠病毒改变了一切，造成了我们彼此不能实际接触的情形，我们被迫封闭在家中，保持社交距离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失去身体亲近的同时，变成了实现灵性合一的好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