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姐叮嘱我，明天再不要何执事陪我们了，我们二人自由行，并让我第二天早上不要叫醒她，让我自己上教堂，结果我睡过了，倒是吕姐叫醒我，我们一起去教堂，望了早上六点半的弥撒。

但非常奇妙的是在第二天、第三天这种感觉就消失了。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自己曾经有的那些顾虑怎么就没了！只是觉得在这里的每一天都是一个奇迹。

耳听不如一见，正好第二天是个主日，根据当地教友的生活习惯，弥撒一般都在下午举行。这里弥撒的举行礼仪与我们北京北堂有所不同，它的特点是，先教唱圣歌，然后是圣经分享，最后举行弥撒。

第二天上午，我们又继续着昨晚的谈话，而双方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像朋友似的交谈着。

我到的第二天，教授的老母亲就笑眯眯地送来教会办的刊物，内容多为教徒入教或入教后获得神的启示，及教徒间互相帮助给自己生活带来奇妙变化的文章。有一天，一个朋友带我去听一个关于世界和平的讲座。

第二天，他听说有群学生把某老师的家抄了，安老汉很奇怪，学生们为什么不好好上学，却要批斗老师,他无论怎样也寻思不透这是怎么一回事。

老人请银行为他开了一张支票，第二天就捐给瑞典癌症研究基金会。　　在瑞典，像阿兰这样的人有很多很多，我认识的瑞典人几乎个个都有捐赠的经历。

第二天到岸后，天又放晴了。孙子笑着向奶奶说：“奶奶，您说的真准，我们真的没有淋雨！”奶奶说：“儿呀，不是我说的准，是天主爱我们！”

老年人的黄昏时光，如金子般的贵重，他们每天睡下去，第二天能否醒来都是一个问题。

第二天早晨6点多钟，那里的兄弟姐妹们已经为我们做好了早餐，7点半起程前往兴宁“耶稣圣心堂”参与主日感恩圣祭，还是廖主教主持，弥撒中我们唱了两首领主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