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念哲学的时候写了封信给耶稣会总会长阿鲁佩神父，请他「派我到日本或是其他地方。」但他仔细考虑后，非常仁慈地回复我说：「但您患过肺部疾病，不适合从事太繁重的工作。」于是，我留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

另有十家机构每年提供近廿六万次送餐服务，十五家提供居家服务令三千五百人受惠，占全台总服务人数近一成。　　这些机构近半数成立逾二十年，更有十五家成立服务三十年以上。

正月初五教会举办传道员培训班，作为一名教外人，我对此本没有兴趣，然而老伴却是热心老教友，她和三个女儿都劝说我去参加，于是，抱着消愁解闷的心理赶到了二百里外的献县总堂。

这所圣堂对阿斯塔里中心具有标志性和重要的意义，因为在这里埋葬着耶稣会难民服务社创始人暨昔日耶稣会总会长阿鲁佩神父。　　

在某一意义之下，也和全体人类及宇宙万物共融，因为按照天父的措施，“当时期已满，就使天上和地下的万有，总归于基督元首。”（弗1：10）“父啊，愿众人都合而为一！

还在佛罗伦萨的时候，“由于我感到有些疲乏，所以我奉命应该把脚浸在芥末水里，亚松达修女总不许我洗脚，要让她来替我洗……”（马森匝修女的证词）她有德兰一样的爱德。

尤其是我的父亲，总也舍不得女儿去修道，怕我也像前人那样受到教难，就这样我耽搁了四年的时光。在这四年中，我又经过了长久的祈祷与磨练，对圣召也有了更深的了解。

耶稣在祈祷的时候，总喜欢选择一些僻静的场所，如山园祈祷；同时耶稣教导我们“你祈祷时，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的父祈祷，他在暗中看到你，必将赏报你。”

总来的来说，就中国教会而言，解放后祝圣的第一、二批司铎是“硬件建设的建设者”，因为开放之后的中国教会是百废待兴，而一些从文革中幸存下来的神父因多年的牢狱之灾，好一部份神父已集劳成疾。

当时，这种感动萦绕着我，可能我平时总想着为教会做事，而忽略了祈祷和团体的共融，更忽略了天主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