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和香港学者们的对话，能够在一些基本问题上达到共识，或者交换彼此的看法，这样有利于我们能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了解国情、适应国情，如此，宗教可以在我们国家的发展中更有效地发挥正功能、正能量，从这方面来讲，此次会议的社会影响或者社会效果都是很好的

在在这幅画上，他首次在中央突出的位置，画面中央圣堂正前方签写了姓名和日期：“拉斐尔，乌尔比诺，1504年”（“RaffaelloUrbinas1504”）。

6.信德之年开始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50周年之际。这一重合使我们得知：梵二是一届关于信德的大公会议，因为它邀请我们重新将天主在基督内彰显的首席地位放置于我们教会和个人生活的中心。

而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自梵二大公会议以来，（普世教会）为了传播福音而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仍然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回应上主孜孜不倦地向每一名领受了圣洗圣事的人所发出的传教号召。

《天主教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上海光启社，2005。

可敬教宗本笃十六世钦定2012年10月11日－2013年11月24日（普世君王节）为信德年，率普世教会积极向信德努力；并纪念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召开50周年（1962年10月11日－2012年10月11

除了在东京上智大学执教，他曾担任多项要职，包括七八至八四年间出任马尼拉东亚牧灵学院主任、九一至九三年为日本耶稣会初学院院长、九三至九九年任日本会省省会长，以及由二零零四年至当选总会长前担任修会地区会议主席

好在梵二会议上，教会的神学家们在天主圣神的默启下，对教会自身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反思——当代教会的核心问题，固然有其外部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应从自身如何推进信仰的坚定性和教会的神圣性这两大方面着手

1215年，拉特朗大公会议宣告任何修会都应采取这种方式的管理制度。

利玛窦当年精心描画的中国礼仪的蓝图，虽然由于礼仪之争而被打断了，但那种让福音深入扎根于本地文化的精神，在梵二会议之后得到了再次振兴，如今在中国大陆和港澳台地区，很多堂区在牧灵实践中能够更为灵活开放地把传统元素运用到礼仪生活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