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最后表示：可爱的兄弟姐妹们，我特别祈求上主赐予中东这个地区为和平及修和服务的人，好让所有人都能过上有尊严的平安日子。基督信徒在有善意的人的合作下，必须在这里作出必要的见证。

画面上一对农家夫妇，在教堂钟声的敦促下，一边劳作，一边祈祷，我总认为他们有福，而我们在帕多瓦钟声的召叫下，进教堂参与弥撒，分享主的晚餐，满全了我们在四旬期圣教礼仪的完整，况且还是曾经为圣人安多尼显过奇迹的钟声

这些责任是我们的先人所未曾负担过的。也许有人会说：如果和上一代的人们相比，我们这一代人的神经系统就显得较为脆弱。这是两次世界大战给我们带来的创伤。当然，我们不应该陷入到反动的保守主义里面去。

如此而言，我们可以说真正对当今教会生活及牧灵福传产生过深远影响的两次大公会议，即脱利腾大公会议和梵二之间的时间跨度超过400年。

耶稣对这些人曾说过：不是凡向我说主啊主啊的就能进天国，而是那承行我在天之父旨意的，才能进天国。

虽然我在此无法对于这类移民所造成后果的分析详加检视，但我仍要借着若望保禄二世曾说过的话来同声谴责，反对「普遍蔓延并助长系统化性剥削的享乐主义与商业文化」（1995年6月29日《教宗若望保禄二世致女性》牧函

只要一个祝圣过的圣体，正如地上千千万万个圣体，我们就足以通过天主而得到滋养。卢嘉勒确信地说，一个兄弟，一个天主放在我们面前的弟兄，就足够将我们放在和全人类共融的地位上，而全人类是耶稣的妙体。

之后他前往在参加选举教宗会议前住过的司铎之家取自己的行李，向那里的工作人员告别并支付住宿费，立下好表样。办完这些事情后，教宗便返回梵蒂冈的圣玛尔大之家。

这是我介休堂区史村堂口前所未有过的庆典，这大力推动了我天主教会福传的步伐，也坚定了史村百余名教友在村中生活的信念与为天主作证的信心。

由于当时经济落后，建筑材料及不合格，虽然后来多次维修，但教堂仍然成了危堂，不再适合教友过信仰生活之用。在各方恩人朋友的支持下，新教堂得以在原址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