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四旬期内为复活节做充足的准备，就是表明复活源自基督活生生的、血淋淋的苦难，只有死亡才能使遗嘱生效（参希9:17），“基督也只一次奉献了自己，为除免大众的罪过；将来衪要再次显现，与罪过无关，而是要向那些期待衪的人施行救恩

人群的任何权利都不是政府赐予的，而是自己天生就有的，或者后天得到的。与之相反，政府的每一项权利都是人群授予的，需要得到监督的。信仰是个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政府给不了人信仰，也不可以干预人的信仰。

“浪子回头这个比喻的中心不是小儿子悔改，而是父亲的仁慈。长子和父亲在一起是对他最大的祝福，而长子却对父亲有你我之分，想从父亲那里索取，而没意识到，父亲说的凡我有的，都是你的”。

主教还以《圣经》的话----“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事，而是来服事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作赎价”，----来要求和勉励自己。

面对这不治之症，董大伯没有惧怕而是放宽胸怀，积极配合医生治疗，与病魔做斗争。他乐观、坚强，把所以的一切都交付于天父来安排,坚持信望爱三德。

所以，实践爱德，不是我们要“做什么”，而是我们“是谁”，以及将“什么带给人”。爱在点滴中，喜从小处来。

所以，我们基督徒的工作不是为了取得个人或者教会团体的成功，而是为了将天父的圣爱带给更多的人。我们的每一个服务和劳苦，都是为了彰显主耶稣基督福音的救恩，彰显天父慈悲的面容，都有永生的价值和意义。

其实，我们周围的人，不期盼从我们基督徒口中听到高新的理论，生活的妙方，而是渴望听到福音，渴望听到天主对他们的发言。

我们基督徒爱自己、爱他人和爱整个世界，不是凭自己的“爱的能力”，而是通过“主耶稣的爱”，也就是通过主耶稣的恩宠。因着主耶稣和祂的圣爱，我们不仅会真心去敬天爱人，而且会越爱越有劲，越爱越想爱。

顾维钧在回忆录中还提到陆征祥同意签字的理由是“中国国内以及巴黎形势的发展”，“国内舆论的强大压力”，对此另一种解释也是合情合理的：即陆征虽然住进了医院，但并未完全放弃自己的责任，而是密切注视形势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