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当时在西方政教合一的极端结果，罗马圣座作出反应，大力修改教会的模式，依据基督赋予伯多禄的使命，要求具有普世领导的角色。于是，首席地位便从罗马教会过渡到罗马教宗。

宝座的装饰宝座两侧有四位杰出的神学家：西方的教父圣盎博罗削、圣奥思定和东方的教父圣亚大纳削、圣金口十字若望，他们以指尖托起宝座。

在这层意义上，亚洲也能帮助西方的信仰更新，通过新福传重新找到生命力，更加意识到我们基督徒对世界、对社会、对建设和平未来的使命”。

这个词语引发了东方和西方教会之间的争论和分裂。教宗表示，这个问题“在两个教会之间建立的对话气氛中，已经失去了以往的严重性”，所应努力的是“如同一个‘可调和的分歧’原则，希望彼此完全接纳”。

应该说，十六世纪以来，西方文明开始全球性扩张，特别是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工业革命、世界殖民和自由贸易，使得基督教为其理念的西方列强开始并成功地实现了对全世界的秩序构建，包括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目前正在进行中的各种纷争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和西方均已逐渐开始正视。从长远来看，人工智能革命有可能会重新判定几个基本的哲学问题：假如机器有一天超越人类的智慧，那么人类的独特性、尊严和自由将会何去何从？

张绍明指出，都说西方性开放，但西方人婚前性自由，婚后性保守，因为毕竟有宗教信仰约束，有社会责任感制约。

但《圣经》之所以能在西方乃至全世界产生如此巨大的影响，原因恰恰在于很多人认为那不是神话，而是神的话。

当时即使西方某些国家领导人希望中国大陆进入联合国，但也不敢在联合国大会上公开支持红色中国。

像圣奥斯定（奥古斯丁）的神学影响深远，他的原罪、恩典等理论塑造了西方教会的神学体系；而在东方教会有着独特的神学思考传统。这些不同的神学传统可以相互交流、借鉴，促进神学意义上的合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