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项范围很广的牧灵工作，触及多种问题：教育、伦理、社会和培育。因此有可能存在阻挠，但我认为克服阻挠的唯一可行之道，就是意识到除了圣化以外，需要重新给予圣洗和婚姻得以实施的圣事恩宠。

修院将教会两千年的历史、灵修、信理、圣经、伦理等神学课程浓缩于四年教育，为每位修道人而言是难得的信仰历程巡礼。其次是修女的人性化培育。

《先贤之信》给我的最大启示是：这一伦理资源的富矿，根本不是有些人津津乐道的秦始皇之后的专制文化，而是先贤时期的信仰文化，那才是五千年中华清澈、明亮、生生不息的文化之源！

与《十字架报》的访谈中也涉及在法国刚实行的生物伦理法律，该法律引起天主教徒的激烈批评。帕罗林枢机强调，“重要的是，天主教徒能让人听到他们的声音，在如此微妙的辩论中能以自己的信仰为依据提出自己的论点”。

是对生命的留恋和珍惜，是在经济发展压力之下的生命意识和生态伦理的复苏；同时，也是对人类自身过去被夸大了的能力的质疑。人类历史的幼年时期，对自然充满了恐惧、崇拜和天然的感情。

教宗还号召我们，要以始终如一的生命伦理，整合我们的环境意识，要特别关注穷人、老年人、未出生的胎儿，以及所有弱势人群的福祉，天主委托我们去关怀他们。

福音的美妙和魅力在于不将对近人的爱简化为去实施那些适合于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准则，或是‘出自特殊意识形态的抉择所衍生的一些信条或伦理观’（《福音的喜乐》劝谕，39号）。

于此同时，圣座保留其行使伦理和牧灵的权利。梵蒂冈城国当视为永久中立、永不可侵犯之地。”

因为，科学需要伦理指引，而伦理同宗教信念有关。比如克隆人在伦理上、法律上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而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类深切相关的各大宗教，则可以为限制这种科学灾难提供更深层的根据。（何光沪）

课程亦会学习若望保禄的司铎职，包括在他取得伦理神学博士学位后，于五0年代在波兰卢宾大学任教。他共发表逾百篇文章和数本有关道德及其它题目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