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双方彼此尊重，和平友好地谋求各自的发展。一方面，美国人认为宗教是非常私人的事情，别人不宜过问。

我们再纵观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当今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倡导天人合一，追求天、地、人三者都能高度和谐的社会。那种"战天、斗地、人整人"的时代，中国人民是再也不愿意看到了。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教授李天纲说：“徐光启是用学习西学、恢复古学的方式，来发展‘新学’，寻求真理。”“苟利于国，远近何论焉？”1600年，在恩师焦的引荐下，徐光启和利玛窦终于见面了。

也许，时代的发展造就了青年人无畏的胆识和前卫的创意，他们并不满足现状，自从那次五月份的朝圣后，几个青年骨干便提出要组织一个堂区乐队，理由似乎很充分：青年教友们面对现实的生活压力急需得到心灵的宣泄和净化，

昔日刚恒毅总主教来华就是贯彻《夫至大》宗座牧函的精神，推动中国教会实现本地化发展。当年八十高龄的马相伯先生，将之译为典雅的文言中文。首句“夫至大至圣之任务……”前三字遂成为该宗座牧函的中文名称。

这位大神学家是教会基督信仰思想发展的决定性人物，他承继了教宗上星期介绍的亚历山大的圣克莱孟的衣钵，并以革新的方式把老师的精神遗产投向未来，让基督信仰思想义无反顾的发展前进。

2004年11月,教友们自筹资金10万元,西安李笃安主教拨8万元,在教友们齐心协力的辛劳下,在修石渡教友大力支援下,建成了一座能容纳二三百人的新堂，随着新堂的落成,堂区的教务也有了正规有序的发展。

按照卡尔·拉内的观点，人内在的生命是一个需要发展、实现的潜能。这个潜能是天主给我们的、需要活出来、需要通过实际行动或实践得到具体的实现和圆满。

我们是能屈能伸知足长乐的民族，吃饱肚子就一团和气。鲁迅说过：我们都不太有记性。这也难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国。记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压死了；只有记性坏的，适者生存，还能欣然活着。

13世纪时，拉丁礼天主教会进入中国，方济各会士在北京建立总主教区，教会一度得到很大发展，但当16世纪耶稣会士进入中国传教时，并没有在北京发现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