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的中国教会，一批传教员们的生命中迸发出了献身福传的绚烂火花。

我永远不会忘记1946年的复活节。那时，父亲已去世5年，只有16岁的达莲娜，14岁的我和12岁的欧茜与母亲相依为命。尽管妈妈要供养3个正在上学的孩子，生活极简朴，但我们的小屋里每天都有歌声和笑声。

随着年龄的增长，想到与自己同龄的儿时玩伴好友都已经享受人生了，而自己还在辛苦的打拼，这种不平的情绪一直挥之不去。直到遇到一个人，彻底改变了她的想法。月儿所在的单位是一家外企超市，是全市最大的一家卖场。

两年前，我有幸参加了东堂的福传组，了解到东堂原来就有一支高素质、高水平的，将近数十人的福传队伍。

诚然，「爱国」是北京政府和香港特区政府所拥护的核心价值。跟众多香港人一样，我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长大，那时候的香港，国民情感和身份都难以成为我们意识的一部分。可以说，我们流着的血都没甚对国家民族的爱。

回首过往，坎坷中的沮丧、痛苦中的忧虑、绝望中的迷茫，天主都加以抚慰和照顾，成为我生命册上的恩典。使我更深地领悟到圣召是生命的改变、人生的终极目标，更是天主的恩典和圣爱。

柯言对福传事业有一种紧迫的使命感，视传道员这一身份为神圣的职责，敬主敬业，思言行为无不围绕着这一头等大事。他将自己用微薄的稿费换来的几百本教会书籍，阅后转送给骨干教友和年青神父。

在我们太原总堂有许多传道员是我学习的榜样，其中有一位让我特别敬佩、爱戴并一直影响着我的信仰生活，她就是77岁高龄的郭秀清老师。她工作认真，做事严谨，从不接受任何人的谢礼。

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是一个拥有五百万穆斯林人口的地区，也是国内少数民族穆斯林信徒集中的地区。

这位宗教人士讲述到经济危机「非常严重」、高失业率、贫困和高成本生活。暴力与土耳其在东北部「已谱写好」的进攻有关。基督徒为满足巨大需求而发起各类倡议。战争似乎结束了，但和平仍然遥遥无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