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伯尔曼（HaroldJ.Berman）著，《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姚剑波译，北京：中央编译局出版社，2011，第268页。

崇祯二年，礼部侍郎徐光启主持历局时，在给皇帝的奏请制造天文仪器的清单中，就有候时钟三[18]，表明他已经关注到了机械钟表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