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大公会议后的神学讨论主要集中在教会更新的议题上。诸如教会自身所存在的问题、她的性质、她的统一共融和她的机制结构、以及它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始终是现代神学所关注的焦点。

在梵二会议对神恩的重新重视与开放之后的两年（1967年），一群杜肯大学的天主教老师和学生在一次周未的避静中，有许多人经历了圣神充满和异语神恩的经验。

这端信理，在公元1439年召开的佛罗伦萨大公会议和1563年召开的脱利腾大公会议中已经钦定。圣大额我略说：有关一些轻微的罪过，我们必须相信，在公审判前是有炼净之火的。

c.325年尼西亚会议，决定复活节必须在主日庆祝；及后，复活主日按传统计算，必在3月21日后、首次月圆之后的首主日。

1965年曾赴罗马参加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16世纪的新教运动使北欧大部分民族脱离了罗马，之后的脱利腾大公会议振兴了教会。传教方面16至17世纪是公教会历史上福传的最佳时期之一，比如传教大主保方济各沙勿略在印度曾经一天为数千人付洗。

所有关于「大公主义」的写作和重要发言，主要都是来自我们天主教的：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直到我们现任的教宗本笃十六世，天主教一直都孜孜不倦地找机会与其它两个主要基督信仰教派交谈。

10」（罗十二10）在此，我们应回想起梵二大公会议对司铎的恳切鼓励：「司铎应该诚心承认并促进在俗信友的地位，以及他们在教会使命中的本有职分，（…）。

犹如梵二大公会议鼓励各地教会提供机会让信徒接触社区不同群体，共同参与实践关怀行动。

虽然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已经提出信仰/神学本地化（Inculturation）的思想，但中国教会在本地化方面依然面临着很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