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避免铺张过多的篇幅，今天先讨论圣体血圣事：为了讨论的方便，在下先借用贵教圣事伦理中的“形质论”来说明为什么正教不认为天主教的弥撒和圣体圣事为正教而言是“有效”的。

笔者曾访问过已故的石家庄教区副主教李保存神父，他提到：日本人进入总堂后，说找国民党兵，但日本兵不正经，去修女院、圣婴堂、养老院瞎闹，夏神父、贝神父出来阻挡，日本人就把他们锁到门房。

我们夫妻唯一的爱女做了修女，却英年早逝，2014年1月3号是她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加上意外的伤害，这一天我的心要碎了，为救女儿的灵魂上午赶赴邵固参与新神父李夫信的家庆求得大赦。

像这样的情况要是在中国可能就不一样了，怕是不仅那些桌子、椅子、木柴和斧子，恐怕连小木屋都会被拆了搬回家的。

保禄六世宣称，不仅是个人，连国家也是，都是必须以手足之情的精神彼此接触。如同他所说的：「人们当以彼此的亲善友谊，神圣的情意通融，彼此一起，着手工作，建立人类将来的共同繁荣」（注5）。

正如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所言，由于这些老板基督徒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同时又具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仰群体和团契方式

徐光启之后，中国人李天经和传教士罗雅各（JacquesRho，1590－1638）、汤若望（JeanAdamSchallvonBell，1591－1666）以及后来南怀仁（FerdinandVerbiest

[22]周学健语转引自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1-122页。李著不慎将桑及其同事误当作耶稣会士，将黄安多和谈方济误为多明我会士。

在3年半以前2007年12月7日，北京教区李山主教派遣我从已经在南堂主教府工作了10年零7个半月时间的我本人离开宣武门，走到深圳经济特区，那个时候也许是我属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当时我本人心里不舒服。

连罗马的百夫长都说：这真是个义人，真是天主子！就在这时，圣殿里的帐幔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古圣所通往圣城的路畅通无阻；古圣者的坟墓也自动启开，无数长眠的圣者蓦然复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