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一位修士也被感染。现在疫情大有好转，从下周开始，饭店、商场、运动场等，都开始正常化，教堂也会很快恢复弥撒，本会的教堂前些天已经恢复了弥撒。但为了做好防护，彼此之间需要保持一定距离。

三是保禄的事业，不仅是主教、神父、修士、修女的事，也是全体基督徒的事，甚至是全人类的事。基督降生这件大事的意义，就是上主直接参与人类历史的进程。

刘德宠修士说：“没有灵性的基础，缺少生活的实质，又不明白礼仪的真正意义，对圣神的工作也一无所知，那么参与礼仪只能成为外在的形式，谈不上内心的真诚，得不到实效是理所当然的。

修士、修女多次给他讲道理，当他决定要领洗的时候，我给他推荐了大哥做代父，大哥把家里的地址和电话告诉了他，请他有时间到家里去，并买了教会的圣书送给他。

还想起我们团体的成员怀着沉痛的心情去公义为我们亲爱的李主教送行，都用无声的泪水表明着自己的心愿：愿追随主教的芳踪，去走十字架的道路……想起我们大伙儿去修院参加修士的晋执、晋铎典礼，将最美好的祝愿送给他们

先是将文革前的老修士召回，培训后祝圣为神父；又克服重重困难，先后恢复了修女院、修道院。至老主教荣休为止，教区有新铎60多位，发愿修女179位，修生百余位。1986年刘主教出任河北天主教神哲学院院长。

刘主教在临终前意识很清醒，他嘱咐围在他病床前的主教、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要彼此和睦、彼此宽恕、团结协作，共同把教区建设好、发展好。

在解决一场涉及到400名安提约基雅隐修士的分裂中起到关键作用，战胜每一位否认圣神的异教者。她资助并共同创办了一个男女隐修院，在这里钻研圣经、祈祷和做慈善事业。

在一九九五年去世后，德日进的思想在天主教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直到七十年代又莫名其妙的减弱了。同时期的中国，当然，从未提及过德日进。今日，情况似乎完全相反了。

但在你们繁重的工作和研究过程中，也曾经停下脚步思考过么，或者对造物主祈祷，或是等你们回到地球后发现这些问题都已经变的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