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教会的关系决不能沦为主仆性的服务机制，即教会必须适应国家政权。必须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下去服务于国家并不符合耶稣基督教导的真理。

即使一个国家，其政治、经贸、外交等也离不了和邻国发生碰撞、制约、联盟或调整。正因为要相互来往彼此纠缠，所以产生矛盾磨擦也就在所难免。

这场运动将如何发展，无人能说得准，但我们十分清楚，受过高深教育的年轻人，今天在座的大学毕业生，是我们家庭、社会和国家的未来。在这，我想与大家分享一位全球仰视的领袖的经历。

当然不可否认，发展中的中国正处于一个转型时期，我们的国家的确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不足缺点，但我们非常珍惜目前来之不易的稳定局面，知足已经取得的丰硕成果。

还有其他如巴林等国家的局势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已经进行了两天的利比亚战事令教宗感到焦虑，他向圣伯多禄广场的众多信友说：日前来自利比亚使人不安的消息也令我感到忧虑。

历史实例也表明，宗教机构的官僚化不仅给宗教本身造成伤害，对国家和政府也是一种伤害。

当天弥撒还特别为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国家领导人祈福。据进德公益紧急援助部冯立红女士介绍，四川地震发生后，中国天主教组织了三批修女、教友志愿者到灾区做医疗卫生、安老、心理辅导等一系列救助工作。

他同时指出当在遥远的西方产生了普世大公教会新的精神领袖之后的数小时，在东方中国也产生了新一界国家领导人。

如何在基本权利上建立公平合理的秩序，考验着国家精英阶层的意志和智慧。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本笃十六世关于价值相对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警醒，值得我们思考教会牧养的潜在负重和使命。

在某些国家，修会圣召很旺盛，另外某些国家则有困难的迹象。以欧洲为例，有些现象令人担忧，例如修会人员年纪普遍老化，又缺乏圣召。但是有其它的献身生活方式正在不断地诞生，而且吸引许多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