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禄·富高的平信徒经历,预示着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时代的到来;他感知到平信徒的重要性,并认识到福传需要依靠天主的全体子民。但我们怎样才能增加这种参与度呢?
学者从宗徒大事录及保禄书信的内容中,归纳出保禄的三次传教旅程:第一次是大约在公元45-48年间,自安提约基雅出发,先抵塞浦路斯,经小亚细亚到耶路撒冷,参加宗徒会议,返回安提约基雅。
当务之急是“要在信德意识下,去发掘信友们的各种不同的奇恩,无论是卑微的或是高超的”(参阅: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司铎职务与生活》法令,9),因为无论在任何情况或背景下,众平信徒的神恩为福传都是不可或缺的
邮寄德国主教会议。弗雷·纳尔逊·梅迪纳(FrayNelsonMedina)是哥伦比亚著名的多明我会神父,在社交媒体上开展了广泛的传教活动、陈述他“不会观看奥运会的任何一幕。
1978年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共产政府对天主教持更开放及容忍的态度,1980年国家宗教事务局安排了中国天主教爱国会的第三次会议,做出以下决定: 「为了宣扬耶稣基督福音,继承宗徒传教事业,适应中国圣教会的需要
经过他们长期谋划,2014年9月18日,他们打着宗教统一、世界和平的幌子,在韩国又举行了一次为时三天的世界和平万国会议。
2)传信部应设立为华人移民福传的专门机构:几年前,我在德国的欧洲移民福传大会上做过一次报告;阐述建立全球华人移民福传机构的设想,会议报告用中英文登载在德国的一份教会杂志上,其目的就在于唤起人们对移民福传的积极性
认识古代教父及历届大公会议的训导也很重要,教会将这些蕴含在教父及大公会议的训导中对圣经的注释深思默想,深信不疑地继承下来。
这就是早期大公会议的工作,大公会议除了得到教父们在神学探讨方面的协助外,也得到基督子民在信仰意识方面的支持。
他来到博舍的那一天也是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闭幕之日(1965年12月8日)。后来,在他们的生活感召下,有更多的青年男女加入了这个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