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宗教改革发生后，1545年教宗保罗三世召开特兰托会议，开展更为系统的改革，提高教士素质和改善信徒的灵修生活。宗教改革发生之前和之后都在进行的天主教改革，在抵制新教改革运动的意义上被称为反宗教改革。

由是，天主教会在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中提出：(1)各民族原是一个团体，同出一源。

特别是天主教在梵二大公会议后提倡教会本位化——即作为基督徒应将信仰融于自己固有的民族文化之中。台湾神职界在探讨本位化神学方面有不少的贡献。

可是面对当前的局势，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警告显得格外切合时局：凡目的在毫不加以辨别地消灭整个城市或广阔地区及其居民的战争行为，都是反对天主及人类的罪行，应坚决不疑地加以谴责6。

因此梵二大公会议关于“教会的本质就是福传”的教导，对于当今社会来说，真是一个天赐良机，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与价值。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走向天主的空间与桥梁，为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准备了一份唯美的精神营养大餐。

在这基础上，教宗方济各不怕对近期的国际动态作出严厉评断：近些年关於环境的国际高峰会议没有回应众人的期待，因为缺乏政治决策，故未能达成真正重大而且有效的全球性环境协议（166）。

谈到堂区管理时他说：“在与副本堂合作时要考虑他们的感受，分配工作时以商量的口气，不下命令，定期开堂区会议，邀请修女也参加，争取大家的意见，不搞一言堂。”

会议强调，全国宗教界要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虽然，以后罗马教宗废除了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禁令，并在后来很好地发挥了利玛窦的遗产，召开了著名的梵二大会议。

11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教会宪章》1。12参见圣座正义与和平委员会《教会社会训导纲要》,368。13同上,3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