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立贞的女儿是“中华圣母会”的修女，她在这里感受到了教会大家庭的温暖，感谢天主能住在这样一个老人院。她说：“修女们不仅把我们的肉身照顾得异常周到，而且也特别关心我们的精神层面。

我们夫妻唯一的爱女做了修女，却英年早逝，2014年1月3号是她的第一个周年纪念日，加上意外的伤害，这一天我的心要碎了，为救女儿的灵魂上午赶赴邵固参与新神父李夫信的家庆求得大赦。

天光报也很好了，但天光报毕竟是教区性的报纸，报道外地的新闻相对少一些。我希望“信德”越办越好，增加一些神学思想的报道，国内国际教会的动态上更加丰富些，版面多一些。

弥撒当中第一个意向也是为你们祈祷，弥撒后谢圣体还是为你们祈祷，在中午祈祷时也是为这个意向，晚饭以前祈祷献上同样的意向，晚饭以后我在屋顶上散步，念四串分玫瑰经也是为你们，晚上睡觉前拜圣体也会为你们祈祷，一天七次，会多不会少。

100多个孩子一个也没少，艾伟德却晕倒了。孤儿今何在艾伟德被一辆牛车拉到了距离扶风不远的兴平宣教团。

(Shanghai:T’useweiPrintingPress,1927),Pg.43]故此，虽然名义上称之为修院，但实际上也只是李神父以师徒制方式教授学生。

正如上海大学李向平教授所言，由于这些老板基督徒既拥有一定的组织权威，同时又具有他们自己的信仰，所以他们在其职业行动与信仰层次上加以组织的共同体行动，无疑就建构了一种以职业共同体为基础的信仰群体和团契方式

[22]周学健语转引自李宽淑：《中国基督教史略》，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21-122页。李著不慎将桑及其同事误当作耶稣会士，将黄安多和谈方济误为多明我会士。

在3年半以前2007年12月7日，北京教区李山主教派遣我从已经在南堂主教府工作了10年零7个半月时间的我本人离开宣武门，走到深圳经济特区，那个时候也许是我属人的眼光来看待这件事，当时我本人心里不舒服。

对于日本的这一国策，很多中国人都有清醒的认识，敌人的侵略手段卑劣万分，而极其可耻的莫过于企图利用宗教以割裂我民族（注：李济深：《民族复兴与宗教复兴的关系》，《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会刊》第1卷第2期，19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