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终以传播福音、广扬圣教为己任，她勤于学习、喜爱唱歌，撰写和手抄了很多道理和圣歌，经常阅读圣经、圣书和教会的报刊杂志提高自己的信仰生活，她虽已年高多病，还到上海佘山、陕西西安、山东济南等地朝圣，学习外地的福传经验

有一次我去外地办班，实在饥饿难耐，就很不好意思地问教友：大家的午餐有剩余吗？我很饿，可以吃点吗？此时感觉自己如一乞丐，而且无论路途多么遥远，从没舍得买过卧铺，有时候买不上票就一路站着。

据调查，一些边远贫困堂区外出务工教友超过一半，甚至更多人口已经远离家乡到外地打工谋生。

大概是在我八九岁的时候，放假从外地来到北京爷爷家。姑姑问我：明天我带你去教堂，你愿意吗？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知道她会带我出去玩，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十年的时间里，宁夏十座教堂拔地而起，不仅缓解了本地教友的需求，也为外地农民工教友参与弥撒提供了方便。人们不会忘记，在那交通极不方便的年代，主教骑着自行车几乎走遍了宁夏所有有教友的地方。

由于神父太少，他一个人负责6个乡镇的70多个村庄，不仅为教友们行圣事、讲道理，还要多方交涉争取落实教产，地方落实了又到外地募捐，准备重修教堂。不管村子里教友多少，他都要去探访。

不过工作之后，一直在外地，对上海”天知联“的工作从未接触，也不了解，只见到过他们印刷的圣诞卡。”楠苑教友的这封来信，给予我们一个新的启发，就是在福传事业中，提出了发挥知识分子先锋作用的思路。

于是，许多村里人和外地的人被李宗兰的默默无声的举止———修路所感动，他们找到李会长，要求听道理，要求信教……李会长还是一个吹拉弹唱样样皆行的人才，他利用农闲时间到各堂口讲道理、教圣歌，带领教友们愉快开心地侍奉天主

1985年恢复的修女院，也为上海教区和外地多个教区培养了一大批年轻修女，她们在各自的服务岗位上，为教会的福传事业兢兢业业地奉献着自己的一份心力。在着重培养人才之余，金主教深知书籍对教会福传的重要性。

除了在外地读书的学生，绝大部分选择了进入不同的城市和工厂打工，这为本地堂区对他们的关怀和照顾上造成一定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