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观念在若望保禄二世的牧职期间崭露头角，但渐进的想法早在《人类生命》通谕（1968年）中就已经存在：「保禄六世在第14号阐述夫妻伦理时表示，有时容忍一个较轻的恶行是合情合理的，其条件是不可积极渴求这个恶

所以潘神父每天都是在焦急地订货、等货、取货中度过的，每天只能拿回来一点点，像蚂蚁搬家一样集少成多，期间的困难可想而知。

因此，从此刻开始到正式上任的这段期间，我想做的就是尽量多与薛神父在一起。他很慷慨腾出自己的时间，坦率并开放分享他的资讯，与我分享事情的背景和挑战。

他曾是米兰圣心大学基督信仰根源史教授和宗教学系主任，在1975年至1981年期间担任国际神学委员会成员，并担任了天主教与五旬节派教会交谈代表团成员长达12年之久。

1986年9月30日，中国天主教代表团一行十人应美国天主教大学协会的邀请访问美国19天，期间，代表团访问了玛利诺会总院。

在上海佘山修院读书期间，我就对保禄书信特别痴迷。当我的新约教授高夏芳修女讲授新约课程时，讲到保禄书信这部分时，我特别留意听讲。把她的讲义反复阅读，烂熟于心。

张得病期间，曾邀请陕西王辉耀等神父来台州服务，后返回。1999年，从宁波教区调来徐吉伟神父主持台州教务。以后，又从上海佘山修院陆续毕业了教区从陕西、温州招生来的修生，祝圣为神父。

《教理》关于这个“阴府”的解释是“因为在那里居住的人不能见到天主，原来在等待救赎者期间，这是所有死者的命运。无论是坏人或义人，但这不表示他们的命运是一样的。”

在这期间，我一方面专注学术的研究，另一方面在周末和假期到美国芝加哥教区北部的圣雅各伯教堂服务。那时虽然我的英文不好，但教友们对我很照顾。他们对我的接纳和肯定使我体验到天主教四海一家的真正涵义。

这个发誓居留的时间，在每一次见习期间结束时，逐步加长，直到最后见习期间结束，如果决心已定，签下一个终身誓言。即便如此，当一名修士最终改变个人意愿的时候，他依然可以违背自己的终身誓言，离开修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