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今世界不断地发展，因此，有些传教士心中浮躁，认为传教无希望，跟不上潮流，教会世俗化了，没治了。但为何不把中国佛教留给后代的中国人的那份潇洒自在继承下来，并发扬在福传事业上来呢？

如今​虽然一位传教士走了，但她及其修会的故事的确还没完。无论是她们创办的学校，还是受其影响而自发成立的希望之友善会、冀望团体，抑或献县圣望会、邢台炼灵中保会，其修会的神恩、使命、精神还在延续着。

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会，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满清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

如果基督徒认为这些礼仪的确含有迷信成分，那就禁止参加，如果怀疑其含有迷信成分，也应禁止参加，但传教士们可以豁免。在今日来看，这种回复的确是对教会“事实怀疑”原则的非常明智的运用。

其实，在明代的传教士中也不乏其人。利玛窦神父对中国文化的观察也是细致入微。罗明坚神父更加直接地断定，他们唯理性是从，按照格言与结论行事，在道德方面身体力行，洁身向善，并把大部分的精力用于钻研文科学问。

指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国家不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在中国没有外国传教士的情况下，出现了几千万基督徒，这个责任应该由哪个国家、哪个宗教组织来负？谁应该对此负责？

我们将共同携手去帮助全世界的儿童，因为我们的修女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我将用获得的和平奖奖金为无家可归的人建立一所救济院，将爱心从这里不断地延伸。我们一定要把和平传给世人，让他们理解我们的爱。

同时士林天主堂的本堂神父也请她在每周六下午为堂区的儿童讲授要理。由于在讲授要理的过程中意识到缺乏一套系统的教理知识和讲授技巧，于是1980年，她在台北牧灵研习所读了两年教理讲授神学。

另外“许多电子游戏将儿童和年轻人与和他们出身不同的人联系在一起”。

2005年，市区教友自发组织成立了进德公益会，两年时间发展了近200名会员，每人每月向进德公益捐献最少5元捐款，用于紧急援助或资助失学儿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