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底，雷神父受任绍兴总堂。那时的绍兴总堂仅有三千教友和3位国籍神父，而且教友很分散，大多在穷乡僻壤。雷神父虽然努力工作，但困难仍然很大，尤其是语言方面。

其三是当他下树之后，听到群众有意在耶稣面前揭他的老底说他的坏话，他这个堂堂正正有头有脸的税吏长，没有感到有失体面而当即辩驳；也没有消极地沉默不语，任耶稣自己对这些谴责作出判断，然后听从发落；他更没有愤而行凶

《铎声》月刊于1940年左右，在北京创刊，后因战事停刊，十几年之后，改在新加坡发行，并由在罗马传信乌尔班大学任教的罗光蒙席任主编。　　

那时他被任命为小修院的神师，魔鬼的迫害也愈演愈烈，他的房间经常被搞得混乱不堪。深夜借着恶犬等形象恐吓施压。所有这些只是天主在他身上计划的前奏。天主要赐予这位善良的会士五伤特恩。

那年的12月24日，范神父从他的家———土右旗任三窑子村骑自行车150里来到包头，和教友们一起过圣诞节，在平安夜，我陪伴范神父跑了三个弥撒点。

但是，如果你在一个偏远的、人数很少的堂区任本堂，主日望弥撒的教友只有几十人甚至十几个人的时候，你讲的道理只能被极少数的人听到，福传的效果就不是很大了。

无论在其长期的翻译写作生涯中，还是出任上海教区光启社第二任社长期间（1997-2007），姚神父为中国教会的文字福传工作都作出了卓越贡献。前辈的执着耕耘与明智值得我们这些晚辈学习。

来自30个教区及数所大修院培育团的十多位主教、副主教、候任牧者、教区长，50位神父和29个男女修会的33位会长或修女代表等参加了此次研习会，其中有33位曾留学海外。

《铎声》月刊于1940年左右，在北京创刊，后因战事停刊，十几年之后，改在新加坡发行，并由在罗马传信乌尔班大学任教的罗光蒙席任主编。　　

老神父告诉我说：这位教宗以前在阿根廷任耶稣会的省会长时，偶尔来罗马会住在我们（的耶稣会总院）这里，他早在二、三十年以前就对中国教会很感兴趣，且满有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