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信徒在信仰原则和社会风俗时间把握不好分寸，不小心做错了，要存着爱心帮助他，而不是一味的指责。

神父并没有批评他为什么多年未满圣教四规，也没有指责他为什么多年没尽教友的本分。神父激动地对他说：“欢迎你！朋友！感谢天主赐你主动参与和好圣事的勇气、恩宠。”

指责《达•芬奇密码》充满“彻头彻尾的谎言和谬误”的杜克大学神学院教授(DukeDivinitySchool)理查德•海斯神父（RichardB.Hays）在接受《华盛顿观察》周刊的采访时表示了他的忧虑

我愿意提到巴尔多禄茂（Bartolomeo）宗主教和他的前任迪米特里奥斯（Dimitrios）宗主教，他们长期不断地指责那些损坏受造界的罪行，激发世人关注那导致环境恶化及其问题根源的道德和精神危机。

19世纪来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同样排斥祭祖，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指责洋教士藐视圣贤，不让信徒敬祖宗，不孝父母。这些现象表明，中国祭祖的丰富含义，给西方传教士造成极大挑战。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生活在罪恶和世俗的奴役中，不自由，很痛苦，有些基督徒成了怨妇、怨男，抱怨领导，指责长上，怨恨同事等，把责任完全推到别人身上，就如亚当对天主说的：是你造的那个女人让我吃了这树上的果子。

不客气地说，我从小对修女没好印象，因为我家的一个姐姐是修女，她每次回到家中，几乎都是指责和抱怨，你们这里不好，那里不对等等。

家人全都指责我说：姐，看你传教传的，家人病重神父都不来给行圣事。闻此，我心痛至极，难以言说。

当时的王神父离开陕北居住在西安这一行动，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指责。陕北两位老神父，马明德及万斗轩，劝告他回陕北，照顾自己的羊群。陕北许多教友对他也有许多误解，以为他嫌弃陕北生活条件差，到西安为了享福。

1960年8月，古巴天主教主教公开指责新政府。1961年9月，古巴新政府驱逐了133名天主教教士和一名主教。1962年，政府强行关闭了400多所天主教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