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二大公会议创立的合一运动对话形式，就是在圣神指引下的重要创举。它不仅为消除宗教团体彼此间的历史隔阂和误解，发挥了积极作用，其“对话”形式也成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有效途径。何况是主内弟兄的不和不满。

12月14日上午，全国性宗教团体联席会议在京举行第四次会议，主题是以十九大精神为指引，学习贯彻中央关于反邪教工作精神,总结各宗教团体反邪教工作情况，研究推动今后一个时期宗教界参与反邪教工作。

我也感到欣慰的是，各地主教会议努力促进关于吸毒成瘾者治疗的公正立法和政策，并采取预防措施制止这一祸害。作为一个例子，我要提到拉丁美洲陪伴和消除瘾君子的牧灵网络。

这发生在381年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上，该公会议用我们今天仍在信经中重复的著名话语明确阐述了圣神的天主性:“我相信圣神，祂是主，及赋予生命者，由圣父和圣子共发，他与圣父和圣子同受钦崇同享光荣，他曾借先知们发言

这次会议在宗座传信大学召开，除了专家学者外，上海教区沈斌主教、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圣座福音传播部代理部长塔格莱枢机也在会议上发言。

1993年夏，侯主教、两位师姆及修女们欢迎首次来访的朱兆娟修女和赖玉修女。（二排从左至右：李宝菊修女、刘秀均师姆、朱兆娟修女、赖玉修女、宋秀贞师姆、李桂芝修女。）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这是自1997年前英国殖民地回归中国以来的首次（香港）主教访京。《环球时报》称其为“破冰之旅”。您身在其中，感受如何呢？这次访问的主要收获是什么？

今天先谈一点有关大公会议的话题，改天再论宗教交谈的话题。Mitrophan否认教宗有不能错的特恩，他的理论根据是：自1054年教会分裂后，就没有真正意思上的大公会议了。

这一文献－－梵二大公会议名副其实的果实，是依照一九八五年世界主教特别会议所要求，作为教理讲授的工具[4]，由天主教会的所有主教合作而完成的。

1965年，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教宗保禄六世和君士坦丁堡普世牧首雅典纳哥拉互相解除了针对对方的绝罚，教宗亦称呼东正教和基督新教为兄弟教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