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宗讲到这个最早的门徒团体大概是由120位弟兄姐妹组成的，其中的数字12象征著以色列民12支派，也是教会的象征。

教会也是该国最早的教育办学的机构之一，克里帕神父明确地表示：“我们传教士的使命也向最贫穷的人敞开大门，在我传教的贫民窟有一所非常好的天主教学校，教区修女会的修女在此工作。许多社会精英出自我们的学校。

最早的传教士们正是如此，他们聆听了上主的圣言，也“努力对祂的询问作出回应”，意识到他们“隶属的家庭远远大于那个由血缘、文化、宗教或特定团体所维系的家庭”。

那是最早接触的第一本圣经。这部圣经是吴长在神父送的。那时圣经还不好买。”此时他母亲插话说："那时给我们干活的一个教外青年，因着他的影响懂了不少道理，还有他的一个哥哥也领了洗，都是受他的影响。”

这是人类最早的一句情话，是最美的一句誓言。两人走入红地毯旅程时，就应该明白，彼此要用一生去守护对方，实践对爱的诺言，这是天主所喜悦的。既然如此，牵了的手为何又要轻易放开？

您如果看过《天主教英汉袖珍词典》的版权页，可以发现这个词典最早的编辑都是拉丁文非常棒的教会前辈，诸如：李震蒙席、王秀谷神父、赵一舟蒙席（华人天主教界的礼仪泰斗）等，他们为什么没有选用这个词？

这种人格教育上的空白，至今都没有被填补的迹象。　　宗教或信仰的严重缺失，是所有原因中最深刻的部分。

事实上，19和20世纪的中国历史记录了一些对抗时任政府的反叛事件，以及社会和政治上的各种迹象，其中有一些文化和宗教因素在相互为用。

但正是在这灾难中，人们应当察觉到那些显然能作为重建枢纽的迹象。为解决危机而采取措施，仍有所不足。新冠疫情是个迫使人们反省的警讯。为此，这个磨难时期能转变成一个为人类福祉作出高瞻远瞩的睿智抉择的时机。

教宗认为“这是冷漠文化的迹象之一”，也是“一个划分等级的问题”。换言之，战争居首位，人居次要地位。教宗以也门为例，问道：“也门遭受战争之苦有多久了，我们谈论也门儿童的问题有多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