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公会议召开时我正在修院，还记得我们一块儿看报道和等待结果。有些评论员预测大公会议只不过是批准一些已预知立场的议题，在两个月内就会结束。

牠就会让他想离开修院，奔向他方，那里他可以轻易满足自己的需要，找一份劳力小挣钱多的工作；牠再让他想，爱天主在什么地方都一样，无论在哪里都可以朝拜天主。

落实政策、修缮重建教堂、开办大小修院、成立男女修会、为耽搁的一代人行圣事……教会从百废待兴中一步步上位，复原教会的本貌。信德100期第100期，1999年12月1日。

1973年得李宏基主教的特准，我半工半读，辗转进入了圣神修院，在外祖母及家人的鼓励和牺牲下，1979年领受铎职；又在明之刚神父熏陶下，度过铎职初年。

全球各地许多这样的人士——专业医护人员、牧民工作者和志愿工作人士——和组织，努力不倦地在医院、善终护理院、城中大街小巷、住宅区和堂区中为患病者服务。

圣女小德肋撒的神婴道路，就是怀大爱做小事的典型楷模，她虽然愿意和主耶稣一样，不断地牺牲奉献做补赎，拯救更多的人，却始终没有离开修院，而是将所有的善情善愿都落实在日常生活和行动中，将自己洒扫清除等本职工作做到极致

圣法伯尔致力于宣讲、带领神操和拜访修院，劳心劳力的工作令他的身体日益羸弱，于一五四六年七月抱病回到罗马，从事他的最后一项重大任务：为特利腾大公会议的讨论会，提供对话方面的贡献，以回应路德派的改革。

她14岁那年，与同村要好女伴来汕头走亲戚，在女伴亲戚的带领下，参观了当时的圣堂、“姑娘堂”（姑娘堂便是修女院，潮汕地区习惯把修女尊称为姑娘），并听“姑娘”讲天堂、地狱等教会的道理。

南堂始建于清康熙五十四年（1716年），是由意大利籍方济各会会士陕西天主教第二任主教兰溪（山陕区分治前）于1716———1727年间，派意大利籍传教士马戴弟主持西安教务时，在城内土地庙什字购地筑院建堂的

陈秀芬教友先后三次来院探望我，每次都要我坚持热心恭敬天主，争取早日出院。就这样，我从刚进医院时“大有自杀倾向的重症病人”到后来能拿出念珠安慰邻床的病友，历时仅仅两个多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