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特别想到那在教育、医疗、商业、政治和财务金融，以及在其它多种领域服务的平信徒。基督需要你们的投身与见证。你们在任何地方都不要让任何事──无论是困难或不理解──使你们放弃而不传扬基督的福音。

和平可以是自发性的，政治鼓动者可以避免过于激动；和平也可以是强制性的，例如用强制手段抑止那些引起骚乱之人的行为。和平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人类只有一个期望——渴望基督，关于经济、社会、政治方面的服务，人们大可向其他人要求，而他们向司铎要求的仅是基督。他们有权从司铎那里领基督。

就是说秦穆公的国家虽然小，但他的志向远大；虽然地处偏僻，但是他的政治行为非常中正。“虽王可，其霸少矣”，秦穆公成就的可是王业，只说他成就霸业，这就贬低秦穆公了。孔子对秦穆公评价甚高。

因通远坊有良好的传教基础，故将传教基地设在既非省城、县城，又远离政治、文化中心城市的穷乡僻壤——高陵县通远坊，并成为著名传教点。

这个良性并非指信徒数量上的增多与膨胀，亦非单纯从基督教界的立场来考虑教会的完善与发展，而是将基督教置于整个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之下，探讨其更好地发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积极作用而必须具备的良性发展模式

但是我在地处经济中心、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外交中心的北京教区南堂的工作成为昨天，深圳教会的昨天已经结束了。

其实欧洲和北美今天的圣召观念也不是一开始即如此，那是二战以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结果：高学历不是某些人的专利，只要你是一个勤奋的劳动者，就会享有普遍福利以上的好生活。

我想说，传教士们的倾向各不相同，有些如傅兰雅等人，一辈子基本上是搞科学技术，为中国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方针服务；有些如李提摩太之辈，热衷社会科学传播和中国政治，参与戊戌变法的理论和实践；这类传教士不热衷传教

[1]」基督信徒往往更关心投身于社会、文化和政治，又常以为信仰是社会生活中必然的先决条件。但这构想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了，实际上，反而往往是公开地受到否认[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