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也有些人信教是因为教会可以提供好的教育、让人吃饱饭、给予经济帮助、甚至为了仰仗教会的特殊权力等。这种信仰动机不纯，很难将人与天主的关系上升到超性层面。

他因其独特的教育方法而影响了当时的一代人，被誉为青少年教育家。在他的一生中，曾先后创立了慈幼会、母佑会和协进会。最早记录他事迹的文献是《圣鲍斯高言行录》共十九巨册。

他们是对天主子民进行传教宣传和传教教育的有效工具；推动了基督奥体各个部分之间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共融。各堂区在世界传教节之际募集的捐款，要成为各教会之间相互共融与关怀的标志。

（《Sapensée–Soncoeur》在《FoiVivante》，1966年出版，第100页）亲爱的主教弟兄、司铎、执事、男女会士、教理老师、牧灵人员以及从事青年教育的工作者

受到政府援助的设施被视为公共机构，这意味着在设施里自由进行宗教教育和宗教活动受到限制，但实际上政府默许适度的活动。　　另一个问题是非基督徒的职员也越来越多，每个设施觉得非常困难保持天主教的特色。

这次一共设计了27个工作坊，内容包括教会建设、婚姻、弥撒、神修、圣经、明供圣体、青年、教育、经商与信仰、舞蹈、手工制作等，内容丰富多彩。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李主教竟亲自上阵与青年人交流，探讨青年人的智慧。

在许多可行的方法中，我要强调保障孩童及年轻人接受各级教育的机会，这是非常重要的。

他们的奉献帮助教宗在地方教会的福传（宗座信仰传播善会）、地方司铎的培育（圣伯多禄宗徒善会）、教育全世界孩子们的传教意识（宗座圣婴善会）和基督徒信仰的传教培育（宗座传教联盟）。

直到1860年以后，当天主教再度进入中国时，兴办教育成为传教士们的主要职责。教会开办了各种层次的学校，开启了中国的现代教育之门。但尚未顾及管风琴以及圣乐的推广。

他在11岁时进入圣言会的小修院，接受初中教育；19岁那年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加入圣言会；1962年4月7日，在德国的圣奥古斯定修院领受司铎圣职。同年修会派遣他学习汉语，从此之后，他与中国结上了不解之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