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还提到了保禄六世的《人类生命》通谕，以及保禄六世对待家庭问题的特殊案例十分宽仁。是不是能把这种特殊案例的范畴进一步拓宽呢？至于意识形态的殖民主义问题，我举一个亲眼所见的例子。

虽然王芝如大学毕业后有了就业意向，但因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最终错过了在北京教会学校教书的机会。

即使家里人来送药探望，也只是与修女们见面，询问其情况，嘱咐修女代为照顾，拒绝与其见面⋯⋯了解了这些特殊的情况背景后，我更多地接近、帮助他，避免直视他，理解接纳他，默默地服务，这位爷爷终于解除了对我的戒心

2016年，慈悲特殊禧年，千余册《慈悲面容》免费发放给堂区教友。使之能及时、全面了解慈悲禧年的意义，让每一位教友经验到天主的慈悲，领受特殊禧年的恩宠和祝福。

北京南堂受到天主特殊的福佑——天时、地利、人多。我们经常定义南堂是一个国际堂区，接地气一点儿说，南堂更是一个移民堂区，再具体一些，南堂不只属于南堂，也属于中国，更属于所有人。

这种信仰，平常或许难以见得，或许难以理解，然而在特殊情景和特别需求之中，它却能够呈现特别的精神功能和强大的民族凝聚力。中国人的生命信仰，我以为就是这样一种终极关怀。

最后，若望福音的作者在特殊的信仰与神学领悟下，按其需要将这首「圣言诗歌」加以改编而置入福音的序言中。这首诗歌显示两个核心重点，以相同的方式影响整部福音：「基督是天主的启示者」和「二元论」。

为避免信友的注意力由新祭台转移到旧祭台，旧祭台不应有任何特殊的装饰。

神圣之爱完全且完美的展现在十字架上，圣保禄告诉我们：「但是，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了，这证明了天主怎样爱我们」（罗五8）。

利玛窦借科技，将西方的天文、数学、地理、哲学、文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与技能，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中国，让人对之尊敬和垂青，对中国的知识体系和学术思想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使国人对世界有了新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