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秋天，我从学校回家，见门锁着就转身给舅家走，心中总有说不出的异样感，好像天空不是原来的天空，空气也不是原来的空气。

我和妻子自从在教堂结识之后，认识了一年半的时间就确立了恋爱关系，由于我一直在读研，在经济方面我们两个都不宽裕，那时候我住在学校宿舍，妻子一直住在城中村的廉租房中。

那里的学校很大，有3000多学生的小学和初中很常见。1968-1975年，我到老挝教会服务，也是边在中学任教边从事牧灵工作。

二、我在陕神的班主任工作在每一个学校，班主任是基层工作，与学生最接近的工作。1998年我到陕神后，院方就安排我担任当时最高年级，神三班的班主任。

他说：在学校里有时会遇到别人对我身体的嘲笑，但是面对这些，我会一笑而过，不会让这些不健康的东西来影响我的学习和生活。

不由得回忆起我小时候，那是75年，妈是新教友，爸15岁就去外地上班根本不懂信仰是什么，和教外人无区别，是天主亲自拣选了你和大姐，在大姐带领下咱全家及众多教友走上悔改之路，当你16岁离开学校，看到教会荒凉没有神父

为此学校里每周都会有一些志愿者专门过来整理无人领取的信件，如果超过一个月无人认领就会被贴上退信通知退回原址。然而，如此负责任的信件收发管理不是所有地方都能做到。

家庭需要住家，需要工作，需要对父母亲家务劳动的合理承认，需要教育子女的学校，需要全体成员都享有基本的卫生医疗保健服务。当社会和政治在这方面不尽力帮助家庭，就失落了为和平效命的基本资源。

增良常叮嘱在外省上学、工作的儿子说，在学校要好好学习，在单位要努力工作，要跟别人搞好关系，对有困难的人要尽力相帮。别惹事，记着念经，到了外地先找教堂。女儿去年出嫁后，增良常常嘱咐她一定要孝敬公婆。

难道中国天主教会由于中国政治大环境的原因暂时不能在信仰传播方式上享有全面的自由、不能兴办学校、教会的财产不能全部落实，就要中国天主教会再长时期等待下去，要圣座放弃与北京现在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