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的景教给我们有两方面的教训：因着其译介经典的工作，取得了卓有成效的传教成果，形成了“法流十道，寺满百城”的繁荣景象；同样因着在译介经典过程中，过多地采用佛教和道教的术语和象征，没有清楚地加以区分，而形成了“混合主义

首先，消费主义文化消解了对崇高的感受力现代社会，特别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已经从一个“生产者社会”转变为一个“消费者社会”。消费不再仅仅是为了满足基本需求，而被塑造成一种生活方式和身份认同的标志。

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至少是创建主教会议制度后，教会中枢要求从基层天主教徒中获取信息的民意调查，尚属首次。

(10)按照大公主义精神，与兄弟教会的弟兄姊妹团结合作，共谋福传大业。

对年轻的基督信徒而言，这项学习与培育的经验将是使他们的信仰更为成熟的有效场所，激励他们向普世性开放，而普世性是大公教会的基本构成要素。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说：天主子因着降生为人，而以某种方式与每个人契合（参阅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22）。因此，一如圣良一世教宗说的，元首的圣诞也是身体的圣诞。

对年轻的基督信徒而言，这项学习与培育的经验将是使他们的信仰更为成熟的有效场所，激励他们向普世性开放，而普世性是大公教会的基本构成要素。　　

教会在本质上即带有传教特性，因为按照天主圣父的计划，教会是从圣子及圣神的遣使而发源的（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件《教会传教工作法令》2）。这是教会特有的恩宠及使命、她的最深的特征。

*在教友个人的侧面：*积极参与礼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礼仪宪章第4章强调的）*在团体内，可增加兄弟之爱的表达（比例：追思会）*社区内的改善，信念不同层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可以进行继承信仰的教育。

十月五至十九日在梵蒂冈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是保禄六世按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精神而召开主教会议后的第三次非常规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