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尤其爱看《圣人传记》，他说：“当初那些外国传教士离家弃国，飘洋过海来到中国艰难福传，有些竟然死在了中国，永远地睡在了中国的泥土里，与国与家永久诀别，这种为福音舍弃一切、不畏艰辛、不惜生命的精神给了我很大鼓励

年轻人接过名片一看，脸一下子就红到耳根，名片上写着：“路易斯·巴斯德，巴黎科学研究院院长。”这位年轻人遇到的是19世纪著名的科学巨匠，世界一流的化学家和微生物学家，有“微生物学之父”的美誉。

从1920至1954，共有150位高隆庞传教士为中国服务。1950年代后，高隆庞修女们留在香港从事医院、教育和社会服务工作。

绝望之余，他准备去多芬的路维斯朝拜圣墓(圣若望弗朗西斯瑞吉斯，一位耶稣会的传教士)。他上路了，沿途乞讨，这也许是受到了他曾听说过的本笃若瑟拉巴尔的事迹鼓舞。但是别人把他看作一个贼，而拒绝向他提供食宿。

传教士要深入世俗社会，修士们则远离人烟。尤其在经历法国大革命以后，修道院选址的第一标准是和平安宁之地。当时的中国已经经历了三百年稳定的满清统治，有的是人迹稀少的深山老林。

早在19世纪，比利时的传教士就来到了集宁地区，修建教堂，传播教义，当地的教堂就修建于民国时期。

如果基督徒认为这些礼仪的确含有迷信成分，那就禁止参加，如果怀疑其含有迷信成分，也应禁止参加，但传教士们可以豁免。在今日来看，这种回复的确是对教会“事实怀疑”原则的非常明智的运用。

指不出来的原因就是从1949年到现在，我们国家不允许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在中国没有外国传教士的情况下，出现了几千万基督徒，这个责任应该由哪个国家、哪个宗教组织来负？谁应该对此负责？

就中国而言，除部分传教士之外的欧洲人其实尚无法从中国内陆获取实际利益和形成切实感受，他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中国沿海。

在他们当中许多圣职人员和传教士，身为牧者，留在羊群身边支持他们，特别是在武装冲突时，不在意危险和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