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万多基督徒和其他受到迫害的少数群体，如亚兹迪人被迫离开家园，他们中的许多家庭在伊拉克库尔德斯坦、约旦、叙利亚、土耳其和黎巴嫩找到避难所，或是到欧洲及其它大陆寻求避难。

这座具有重大宗教和文化意义的圣殿，蕴含古典的辉煌和美丽，与法兰西共和国的历史、文学、和宗教信仰都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是欧洲和人类文明的重要历史遗产。

新书另一篇文章的作者、罗马第三大学的文学教授皮埃尔安杰利，列举了一些教宗方济各所喜爱的欧洲和阿根廷的诗人和作家，他说，教宗在他的讲话中常引用这些作家的诗句，有时即便不直接引用，但从他讲话的字里行间也能察觉到他们的影子

霍勒利希枢机在曼谷举行的世界主教会议大洲阶段亚洲大会亚洲是“世界上最不讲求个人主义的大洲”，它比欧洲更了解“群体”的价值。同时，亚洲也是科技专家最多的地方，而“个人主义”恰好与过度数字化息息相关。

教宗方济各7月30日接见了来自欧洲20个不同国家的七万名辅祭员。他们穿着各色T恤、举着横幅、旗帜、戴着头巾和帽子，用伞遮挡七月的炎热，在日落时分将圣伯多禄大殿前的广场装点得五彩缤纷。

如果说艾略特的气质使他从一开始就有对虚无、时间和死亡的敏锐意识，以及他的老欧洲观念使他以后信奉英国国教变得很好理解的话，那么奥登，这位真正的浪子、同性恋者、机智而博学的诗人，这位好奇的、享乐的、敢于涉猎一切禁地

这种有关生存的超性观，为救恩的远景开启了超凡丰富的领域，因为，即使在看似单调乏味的平常世事中，天主走近我们，我们也能够在救恩计划中和他合作。

在洞穴的入口处，我观望着从东边正袭来的暴雨冷锋。汹涌临近的雷鸣响彻在耳边，低矮的云层被团团包围。我栖止在洞内的一个低矮的岩床上，其长度刚好可容纳一个俯卧着的身子。

默观这景象，就是要求我们默想圣伯多禄所写的∶「你们是因他的创伤而获得了痊愈」（伯前二24）。天主子受难，死亡，但却复活了。

也正如被视为国父的孙中山先生在１８９０年《致郑藻如书》中说过：远观历代，横览九州，人才之盛衰，风俗之淳靡，实观教化。教之有道，则人才济济，风俗丕丕，而国以强，否则反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