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不是因为软弱而遭杀害，也不是为保护一种意识形态而惨遭杀害，而是为使所有人都能分享救恩。他们这样做首先是因为杀害者的益处，为了杀害他们的人......为他们祈祷。

这给了我很大的成就感，他尤其鼓励了我去执行一项并不容易的使命”，即“从文化的视角重新发扬代际之美、传生之美、生命之美，并与那些企图破坏伟大的人性和基督宗教价值观的意识形态做抗争”。

唯有当我们努力空虚自己，让圣神来充满我们；唯有当我们自由地放下物质、意识形态和情感方面的依恋，让圣神更有效地引领自己；唯有当我们在心中培养谦逊、款待和接纳的态度，同时戒避得意自满和唯我独尊的心态；唯有在这些情况下

早在19世纪和20世纪殖民化的创伤性经历玷污了这种关系之前，利玛窦实现了中国和西方之间一次奇妙的积极接触。在介绍他的生活和工作时，我希望能解释利玛窦如何在中国人民中找到上帝的存在，即中国的基督。

本笃十六世则说：“至于我，我来自居民都非常珍惜和平与友爱的国家，我经验过战争，也经验过同胞被具有破坏性和不人道的意识形态分裂的痛苦。那些意识形态借着虚伪的形象压迫人民。

这样做极其危险，因为如果没有天主，人就会居于中心，成为参考依据，这将引发不健康的意识形态、奴役其他人的意识形态。

然后，天主混淆了语言，也就是说，祂恢复了差异，重新创造了为独特性发展的状态，复兴了意识形态试图强加划一的多样性。

郑成功听闻吕宋（菲律宾）的西班牙殖民当局屡次屠杀华人，部将认为必须武力占领吕宋，此一来可解救当地华人，二来可扩大生存空间。

在近代印度圣雄甘地和英殖民统治者的对峙中，似乎很好地表述了这种关系。以上所述，其情其景与主耶稣所讲到的以德报怨的教诲几乎近似，但细加分辨其动机、结果、价值却有所不同。

从精神和文化层面来看，单一意识形态造成的独尊格局，也开始出现变化。马列主义发源地国家所在的欧洲和苏俄，以异域文化的形态，真正开始现实地展示在初出国境负笈游学的莘莘学子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