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首先提到，在欧洲和在中国为纪念利玛窦神父举行的多项活动表明，利玛窦的业绩在中国和不同文化环境中再次唤醒了浓厚的兴趣。

“二战”爆发后，“饶家驹安全区”模式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推广，饶神父用他的“独臂”，指挥欧洲。饶家驹是从上海出去的世界级重要人物，如果不是过早去世，他会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对西方教会教宗则说：“欧洲和北美的教会激励国人克服自私自利和技术至上的观念，促进公益，尊重脆弱的人，尤其是尚未出生的胎儿”。

圣座新闻室主任隆巴尔迪神父对最近欧洲一些国家议论纷纷的侵犯儿童事件做出评论，他在一个公告中强调，教会正在尽一切可能使侵犯儿童的事件不再发生。

根据社会学对欧洲司铎的研究，得到以下出乎意外的发现：他们虽然有时会埋怨，但大多数都快乐。他们的生活带给他们许多喜乐。我不以为今日的司铎比以前更喜乐，或比以前较不喜乐。

对于未来，校长说，“我们目前较少欧洲和南美洲学生，希望日后可在这些洲陆推广福传课程。”她说，课程不仅着重学科，也重视网上信仰分享，“通过定期交流信仰经验，学员得到支持，并为福传工作做好准备。”

有亚洲及欧洲报刊编辑曾经表示，希望知道中国教会青年对生命的看法，教会与社会的互动，以及宗教交谈等发展。

他强调，这不只是亚马逊地区的问题，欧洲圣职人员的数量也在减少。在《圣经》和神学中并没有为已婚男性晋铎设立障碍，但“许多与会神长和我有同样的看法，认为在增加司铎人数的议题上，独身并不是主要的阻碍”。

日本教会的使命乃是寻求福音本地化和与其它信仰传统对话，形成有别于欧洲的福传方式。“保护所有生命与宣讲福音彼此之间既不分离，也不对立：它们彼此呼应，互为需要。

明爱会的年度报告最后提到，全球经济在疫情的封城时期处于瘫痪状态，欧洲、美国、中国和日本都受到强烈影响。明爱会因此面临一种非典型的危急情况：通常最大的捐助国也受到疫情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