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富高对我们的时代来说是个先知性的人物，他通过温和的使徒工作见证出宣讲福音之美。他感到自己是‘所有人的弟兄’，接纳每一个人，向我们展现出温柔的福传力量。”

在这样的年代，保禄六世教宗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毅然决然颁布这道四十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丝毫失落价值和意义的先知性通谕，说它有名实在不为过，也无法有效形容它的高瞻远瞩。

为此，教会的先知性使命“与洗者若翰一样，直到世界的终结都要唤醒每一代人摆脱可怕的心不在焉和盲目，这些阻止人认出和看到世界的光”。

他指出，“神学培育有助于孕育批判性与先知性的思想，是为了将来而在文化上投注心力，从而去除消极与冷漠的逻辑”。

（参阅：《教会》教义宪章，48号）教宗表示，“这个先知性的幅度被托付给”度奉献生活者，他们紧紧地跟随基督，并能够在“那些去爱和无条件宽恕的人的自由中，向世界展示一条超越冲突、播种友爱的道路”。

教宗还谈到共同参与的民主，指出一切社会力量都应该是民主的主角，教会也愿意通过她的社会和教育事业，在追求公益方面协力合作，促进伦理和精神价值观，做先知性的标记，把光辉和希望带给每个人，尤其是有需要的人。

我想到保禄六世的在新世界中传福音（EvangeliiNuntiandi）劝喻和1974年的世界主教会议正是以传福音为主题；我想到若望保禄二世的全部训导，他在1979年最先使用了新福传这一表达方式；然后我也想到本笃十六世先知性的举动

毋庸置疑，世界末日论和诸如闪电教之类的邪教之所以能让许多人深信不疑甚至失去理性，也与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和社会转型时期生活的不可预知性有很大的关系。

梵蒂冈电台请圣座新闻室主任兼本台台长隆巴尔迪神父，为教会的这两件大事作个总结，他先谈到本笃十六世教宗先知性的举动。　　答：这项抉择不但为今年，也为教会将来的时期留下痕迹。

圣神以两种方式领导教会：有时是直接且具有神恩性的，藉着先知性的默启和灵感；有时是集体式的，藉着耐心和艰难的交谈，甚至能使持不同观点的各方作出让步。